2026年11月8日諸聖日八日慶期第八日講道 論安立甘宗諸聖先賢(雅各·F·斯威尼 神父)

讓我們讚揚尊貴的偉人, 就是我們世代列祖列宗。 主創造了豐盛的榮耀, 自遠古彰顯他的威榮。(便西拉智訓 44:1-2)
✠ 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名。阿們。
你們當中有些人或許熟悉這段經文,因為在追思禮拜中,當我們紀念那些為國捐軀、備受尊崇的將士時,常常會恭讀這段經文。這段話出自西拉之子耶穌,他是一位在基督降生前近兩個世紀著述的耶路撒冷文士。他在其智慧書的結尾,列出一份以色列列祖的宏大名錄,從以諾、挪亞一直到眾先知。從根本上說,這是一首為所承繼的產業而獻上的感恩讚歌。然而,便西拉也坦誠地承認,並非每一個忠信的生命都為世人所銘記:「當中也有些沒留下紀念, 他們逝去,就如從未存在。」(便西拉智訓 44:9)然而,論到義人,他卻說:「他們的後裔必得以延續, 其子孫就是佳美的產業。」(《便西拉智訓》44:11)世人很容易遺忘,上帝卻不會。而教會,作為上帝的家,也受命不可遺忘。
在諸聖日八日慶期第八日,當教會仍舉目仰望那「許多的人,沒有人能數過來,是從各國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來的」(《啟示錄》7:9)大批群眾時,今天,我們特別停下腳步,為其中的一群人獻上感恩:他們就是安立甘宗諸聖先賢(Anglican Divines)。在英格蘭宗教改革之後的幾個世紀裏,他們辛勤勞苦,備受磨難,既為改革教會而努力,也為使教會持守其大公性而奮鬥。他們的名字如今已不再廣為人知;若你在街頭隨便問一個路人,蘭斯洛特·安德魯斯是誰,你幾乎肯定只會得到一陣禮貌而困惑的沉默。然而,我們每一個跪在這祭台前的人,無論自己是否察覺,都正活在這些聖潔先賢傳承給我們的產業之中。教會尊崇他們,視他們為虔敬與公義生活的典範。在他們身上,我們看見,當人全然領受恩典時,恩典能在人性中成就何等美好的工作。他們是活生生的明證,證明福音大有能力,證明我們確實能夠過聖潔、虔敬與公義的生活。這一切是可能的。
我們安立甘大公派尤其有理由紀念他們。當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猛烈風暴平息之後,有許多人希望英格蘭教會成為另一個新教教會,如同日內瓦和蘇黎世的教會一般。這一切之所以沒有發生,乃是因為一群傑出的英格蘭與美國教會人士堅持與此不同的信念。他們的名字——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理查德·胡克、蘭斯洛特·安德魯斯、喬治·赫伯特、約翰·科辛、耶利米·泰勒和威廉·勞德;以及十九世紀的約翰·基布爾、約翰·亨利·紐曼、愛德華·布弗里·普西、查爾斯·勞德爾、傑克遜·肯珀、雅各·德科文和查爾斯·格拉夫頓——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或許並不熟悉。至關重要的是,正是這些人堅信:英格蘭教會並非亨利八世在位期間創立的新教會,而是不列顛與愛爾蘭古老的大公教會;她經歷了改革,卻從未被重新創立;她的信仰必須以古代未分裂教會的信仰為準繩;而《公禱書》的內容,在很大程度上取自索爾茲伯里古老的拉丁禮儀,即莎琳禮(Sarum Use),正是藉著這部禱書,古老的信仰得以傳至王國中的每一個堂區。後世的人將這份信念帶過重洋,傳至北美乃至更遠的地方,而這也正是我們安立甘大公派信仰與崇拜的核心所在。事實上,過去四個禮拜,在禮拜四晚上的基督教教育課程中,我們一直在探討這一切如何塑造我們堂區的生活與崇拜。
在這群偉大的安立甘宗諸聖先賢之中,在這一長串早已安息、如今名字已不為人熟知的教會先賢之中,今天早晨,我想特別向你們介紹四位人物:一位大主教、一位牛津大學教授、一位倫敦貧民區的司祭,以及一位美國宣教主教。我們今日在聖巴拿巴堂之所以成為今日的我們,在很大程度上,正是得益於這四位偉大的安立甘信仰先賢的信念、教導與事工。

第一位值得銘記的神學家是威廉·勞德大主教。他於1633年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,當時,他所接掌的教會,聖餐桌往往被移至教堂中央,甚至被當作隨手放置帽子和外衣的便桌。他將祭台恢復至教堂東端的牆壁前,並設以聖壇欄杆,要求信徒跪領聖餐,始終致力於追求詩篇作者所稱的「聖潔的妝飾」(《詩篇》96:9)。然而,勞德絕非一個拘泥於禮儀細節的人。他認為英格蘭宗教改革並不是與古代未分裂教會的決裂,而是對教會發展方向的一次修正,旨在恢復英格蘭大公教會的完整性。這份信念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:他遭清教徒國會彈劾,於1645年在倫敦塔外被斬首。
第二位是愛德華·布弗里·普西。他是牛津大學希伯來文欽定講座教授,並與約翰·基布爾及約翰·亨利·紐曼同為牛津運動的領袖。他主編的《教父文庫》,使一般聖品與平信徒得以汲取早期教會的智慧;然而,他因宣講基督在聖餐中的真實臨在,竟在未經任何聽證的情況下,被暫停了在大學講壇講道的資格。當紐曼於1845年改宗羅馬教會、許多人預期這場運動將就此瓦解時,普西選擇留下,並使這場運動得以維繫近四十年。他是一位常懷痛悔之心、具有深厚祈禱生活的人。他在英格蘭教會中恢復了聖事性的告解,並渴望看見她再次成為使徒教父時代教會的模樣。
第三位先賢,將我們的目光從牛津的中世紀尖塔,帶往十九世紀倫敦東區貧困的碼頭區。1855年,查爾斯·勞德爾創立了聖十字架會(Society of the Holy Cross);查德主教與我都是該會的會士,因此我們的名字之後都綴有該會的縮寫SSC。在倫敦碼頭區杜松子酒館與妓院林立的環境中,他宣揚源自古代未分裂教會的英格蘭大公信仰,身著傳統禮服舉行彌撒,深信窮人與富人同樣配得享有「聖潔的妝飾」。面對暴亂與人身襲擊,他依然堅忍不拔。1866年,當霍亂席捲他的堂區、其他人紛紛逃離時,勞德爾卻選擇留下,親手照料病患,將垂危者抱在懷中。此後,瓦平的碼頭工人不再稱他為「勞德爾先生」,而是尊稱他為「神父」。他成為自宗教改革以來,英格蘭教會第一位獲此稱呼的司祭。
第四位先賢,則將這段歷史帶到了我們自己的國土。來自波士頓的查爾斯·查普曼·格拉夫頓,於1866年協助創立了考利神父會,這是宗教改革以來英格蘭教會第一個穩定建立的男性修會;後來,他又協助創立了聖誕修女會。他擔任威斯康辛州豐迪拉克主教期間,與納肖塔神學院(Nashotah House)緊密合作,使美國中西部北部地區成為美國安立甘大公運動的中心。1900年,當他按照古代教會完整的禮儀祝聖他的繼任者時,報紙嘲諷那張眾主教身披大氅、頭戴主教冠的照片,稱之為「豐迪拉克馬戲團」(Fond du Lac Circus)。然而,在那張著名的照片中,與眾主教站在一起的,還有一位年輕的俄羅斯東正教主教——吉洪(Tikhon),也就是日後的莫斯科牧首。這絕非偶然。對格拉夫頓而言,未分裂教會的信仰,既是西方教會的信仰,也是東方教會的信仰。直至生命的終結,他始終為與東方正教會重歸合一而努力。
這是四位截然不同的人物,生活於不同的世紀,有著不同的性情。然而,他們卻懷抱著同一份信念:他們相信,英格蘭基督教信仰之所以純正,正是因為它乃是古代未分裂教會的信仰,是使徒、早期教父與大公會議的信仰。英格蘭的宗教改革者並未創立一種新的宗教,他們只是重新尋回了古老的信仰。他們承接了克蘭麥主要依據古代英格蘭禮儀編纂而成的《公禱書》,並堅持應當按照這部禱書的本來面目去宣讀、祈禱和舉行禮儀:它正是以我們自己的語言呈現的古代大公教會的禮儀。
研究名畫的人常常談到一幅作品的「傳承來源」,即一條有文獻記載的收藏傳承脈絡,藉此可以將一幅畫作,經由一位又一位收藏者,一直追溯至創作它的藝術家本人。這樣的傳承來源,正是鑑定一幅傑作真偽的憑據。我們在聖巴拿巴堂的崇拜,同樣有著這樣的傳承來源。當你看見聖壇立於教堂東端,前面設有聖壇欄杆,而你跪在那裏領受聖餐時,你正承繼著威廉·勞德的傳統。當你前來告解,當你聽見這講壇宣講基督的真實臨在,當我們以歷代教父為我們的導師時,你正承繼著愛德華·普西的傳統。當司祭身著古老的禮服,在此以我們所能呈現的一切美善奉獻彌撒;當你稱呼你的司祭為「神父」時,你正承繼著查爾斯·勞德爾的傳統。而當你想到安立甘大公信仰扎根於美國的土地,建立了自己的修道團體,並渴望東西方教會的合一時,你正承繼著查爾斯·格拉夫頓的傳統。在他們身後,是歷代教父;在教父身後,是眾使徒,其中便有我們本堂的主保——聖巴拿巴(《使徒行傳》11:24)。這條傳承的鎖鏈從未斷裂,而在鎖鏈的另一端,正是基督自己的手。這一切絕非出於對古老事物的偏愛。我們持守這些傳統,並非因為我們喜愛古舊的事物,正如這四位先賢受苦,也絕非為了乳香與蠟燭。我們的歷史不是一座博物館;它乃是基督的救贖臨到我們的途徑,代代相傳,生生不息。
那麼,我們虧欠這些信仰的先父——這些安立甘宗諸聖先賢們——甚麼呢?首先,我們應當以認識他們來表達對他們的敬意:認識他們的名字,了解他們的事蹟,並將這些事蹟講述給我們的孩子。我們也應當效法他們,因為《公禱書》呼召我們在「一切美善與虔敬的生活上」效法眾聖徒:效法勞德對上帝聖物的敬畏,普西的痛悔與堅忍,勞德爾對窮人無所畏懼的愛德,以及格拉夫頓對基督教會合一的熱忱。我們也可以請求他們為我們代禱,因為他們與我們同屬一個聖徒相通的團契。我們更應當忠信,持守他們所恢復的信仰,不是將其當作玻璃罩下的古物,而是作為一種活生生的信仰,藉著祈禱與實踐而活出來,並完整無缺地傳遞給我們的後人。片刻之後,在這聖壇前,我們將舉心向上,與「天使和天使的總領受,天上的會眾」同聲讚美。勞德與普西、勞德爾與格拉夫頓,都將在那天上的會眾之中,在那無人能數過來的眾人之中。天與地將在此相遇,正如每一次奉獻聖祭時一樣;在那一刻,我們將合而為一,成為一個教會:在地上旅途中行進的教會,以及在天上安息的教會。因此,讓我們讚美有名望的人,讚美那些在信仰中生養我們的列祖。「他們的遺體必得安葬, 他們的名聲傳留萬代。」(《便西拉智訓》44:14)。
願讚美歸於耶穌基督,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阿們。
返回「禮儀講道」目錄